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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2 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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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诗言志
摘 要
“诗言志”是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诗经》的作者关于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这种观念的萌芽。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提出来，最早大约是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后来“诗言志”的说法就更为普遍。
关键词：提出；内容；流变；情感变化
一、诗言志之提出
“诗言志 ”早在周代，便已有 “诗言志 ”之说，但最早确切记载 “诗言志 ”的，却要源于《尚书 ·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合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还有关于类似的记载，如·云： 书以道事，《庄子 天下》“诗以道志，礼以道行，乐以道和。”《荀子 ·儒效》曰： “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应该说以上 “诗言志 ”是先秦时期人们对诗歌认识的一种简单总结和概括，也是人们对诗歌认识长期思索的结果。它是中国诗学思想萌芽的标志，也是诗学走向自觉的必经之路。因此《尚书 ·尧典》中“诗言志 ”被朱自清称为中国诗论的 “开山纲领 ”。
二、诗言志的内容
1.改善生活
人类的基本愿望就是生存，人们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对于吃不饱穿不暖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的愿望就更加强烈。早在周代，奴隶们就在寻觅自己的乐土了。晋杜预在《春秋集传纂例》卷六《赋税例》云：“赋税者，国之所以治乱也，故志之。民，国之本也；取之甚，则流亡。国必危矣，故君子慎之。”所以此诗表现了魏国的农奴不堪沉重的剥削和压迫，而对那些实行了社会变革的地方，也就是他们心中的乐土，怀有向往之情。
2.渴望爱情
此外，人类还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渴望获得爱情，过上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
知识分子希望过安定而快乐的家庭生活，但是由于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诗人不大在诗中直截了当地表达这种愿望。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如郑板桥在《怀扬州故居》中就描写了自己的理想生活：
楼上佳人架上书，烛光微冷月来初。
偷开绣帐看云鬓，擘开牙签拂蠹鱼。
此诗当是作者在山东当知县时心系故园而作，概括地写出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理想生活，即所谓红袖添香夜读书。“偷”字下得好，把作者蹑手蹑脚看妻子的睡态的神情写了出来，表现了他对妻子的爱怜以及家庭生活的快乐。
3.实现人生价值
当然许多知识分子除了温饱以及安定而快乐的家庭生活外，还希望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李贺《南园十三首》之五云：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李贺以天下为己任，表现出了强烈的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愿望。李贺的理想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是有代表性的，而他本人的悲剧命运也表明，这种为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是难以实现的。
许多知识分子在前进的道路上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有所作为的人往往都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也反映在他们的诗中，如陆游的《梅花绝句》：
幽谷那堪更北枝，年年自分著花迟。
高标逸韵君知否？正在层冰积雪时。
此梅花正是诗人人格的象征，那种自尊、自强、自傲、自赏、自励的意志、气节、精神、品格、态度都将会给那些处于恶劣生存环境，不断受到挫折的人们以鼓舞。
一些政治家则往往在自己的诗里表现出自己安邦定国的宏伟抱负。《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写了一首《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于公元前194年4月25日病逝长乐宫。此诗是他逝世前半年，平定淮南王叛乱，在返长安的途中，顺便回故乡时写的。此时他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巩固西汉政权。从这短短的三句诗中，可以看出大政治家刘邦的宏伟抱负与深谋远虑。
诗言志中“志”的流变
《左传》所谓“诗以言志”意思是“赋诗言志”，指借用或引申《诗经》中的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的某种政教怀抱。《尧典》的“诗言志”，是说“诗是言诗人之志的”，这个“志”的含义侧重指思想、抱负、志向。战国中期以后，由于对诗歌的抒情特点的重视以及百家争鸣的展开，“志”的含义已逐渐扩大。孔子时代的“志”主要是指政治抱负。而庄子“诗以道志”的“志”则是指一般意义上人的思想、意愿和感情。《离骚》中所说这个“志”的内容虽仍然以屈原的政治理想抱负为主，但显然也包括了因政治理想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愤激之情及对谗佞小人的痛恨之情在内。至于他在《怀沙》中所说“抚情效志兮，冤屈而志抑”，“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这里的“志”实际上指的是他内心的整个思想、意愿、感情。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诗言志”的内容是有发展变化的。到汉代，人们对“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这个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认识基本上趋于明确。
在《诗言志辩》中，作者朱自清先生梳理了上至春秋战国时的“诗言志”说，下至汉代的“诗教”说，从“比兴”到“正变”，贯穿四条诗论发展的历史。着重从理据角度阐明了“诗言志”的中国诗学传统。朱自清在书中引用大量诗篇及诗论原著，内容丰富公认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作。
朱自清先生在本书当中写出了“志”的很多种表达方式。在他看来，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很多都是当时情操高尚的人为抒发自己的“诗言志”中的“志”一般可理解为“圣之道”。同时，关于“圣之道”的内涵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不管“志”的内涵如何变化，从根本上讲，“志”的内涵始终摆脱不了理想、志向、抱负、阶级意识、伦理道德等一些功利范畴。这种诗观，常常去追求群体的价值观的统一，而作者常常以群体代言人或话语霸权的执行者的身份出现。在诗歌本体中，作者处于“失语”状态，他只是主流价值体系的建构者与推进者或成为终极理想的阐释者。换而言之，“诗言志”是一种直指诗歌社会功能的诗学观点道德理想所作。
我们在看一些:《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所以，诗的传统是以感发为主的。并且中国自古以来文人学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有很强的政治气概.即使在没有十分浓厚的政治色彩而是充满田园气息的文人身上也带有政治气概,正是因为他们十分的热爱政治而又不能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报复时便选择了归隐田园.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便是最大的超越了一般境界的政治关心者.而在这个时候,他们所体现出来的更带有这一方面的气息.也就是他们的诗歌当中更有这样一种感发,并且这是超越了一般境界的感发.
“诗言志”的内涵十分丰富，各人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由于人们的社会地位不同，所以人们在诗中所反映的志愿也不一样。
由于“志”本身内容的丰富和各人理解、取舍的侧重点不一，导致了后代诗论中“言志”与“缘情”的对立。“诗言志”的理论从而衍化出重理和重情两派。重理派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而往往忽略文学的艺术特点；重情派则与之相反，强调诗歌的抒情特点，重视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然而，纵观文学史，对“诗言志”中“志”的内涵的理解的主流却是情志并重。从《毛诗序》到刘勰、孔颖达、白居易,直至清代的叶燮、王夫之，都是如此。他们强调诗歌既应反映现实，为教化服务，重视其社会作用；又应感物吟志，情物交融，突出其抒情性；情志并重，功利性与艺术性两不偏废。应该说，对“诗言志”的这种理解比较符合诗的本质特征和实际作用，因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四、“诗言志 ”表现的情感变化
“诗言志”的原始内涵并非只为 “志”，而是含情的 “志”。因为 “诗言志 ”原初状态本身指向并不确定，他既可指原始的个体自然情性，也可指受道德节制而具有教化功能的社会集体之志。春秋之后，由于政教观念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他们也就必然加强文学中 “诗言志 ”的“政教 ”渗透和传播作用，以致人们对 “诗言志 ”“志”“情”合一的理解必然受其影响。随着儒家思想在中国占统治地位，诗论中核心是放在 “言志 ”这一层面上的，而这个 “志”是更偏向于政治集体之志，淡化个人自然之情的。诗的情志尽管是个人的，但个人的情志是一定要符合政治集体之志的，其所强调的情，少有个人之情，主要是群体之情的范畴。《毛诗序》曰：“发乎情，止乎礼仪。”虽然礼对情有抑制的倾向，但艺术作品都是由情而发，依然给情的抒发留有余地。“只要社会生活还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教化规范中，则歌诗所表现的哀乐之情，就很难摆脱政治教化的内容。政治集体之 “志”没有背离 “情”，而是“志”中含 “情”。
到了汉末的动乱，儒家的思想受到质疑。这就促使人们对社会制度、传统伦理与个人的生存状况的反思，促成了个人意识的觉醒。魏晋玄学反对礼教对人情感的约束，提倡顺应自然，魏晋玄学的哲学观念由政教功利的诗学向审美诗学的过渡。魏晋时期被人们称之为 “文学的觉醒 ”，也可以说诗人的觉醒时期。正是在这个儒家思想衰退、异端思想兴盛的活跃期，各种文学观念开始自觉形成，文学创作也更加强调抒发人的性情。但“诗言志 ”说含有 “缘情”的成份，只不过 “缘情 ”成份比较弱，而“诗缘情 ”说补充了这个缺陷，强调了情感抒发的重要性，从而丰富了诗歌理论的内涵。
参考书目
《尚书 ·尧典》
《庄子 天下》
《荀子 ·儒效》
《春秋集传纂例》卷六《赋税例》
《诗经》
《诗言志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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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7 15:29
